做保姆6年，除夕雇主问我：不要孩子，老了和他度过晚年行吗？

腊月二十九那天，我把王国涛的羽绒服泡在盆里，搓了两下就停住了。

窗外有人在放烟花，大白天也看不出什么花样，就听个响。我盯着那团灰扑扑的肥皂泡发呆，脑子里想的是明天除夕，做完这顿年夜饭，我就能回老家待三天。

六年了。每年都是这样。

“陈姐，这衣服是不是不能机洗？”

我扭头，王国涛站在卫生间门口，手里拎着件羊绒衫。他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湿着，五十出头的人了，发际线退得厉害，但身形保持得不错，穿件灰色的家居服，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些。

“给我吧。”我在围裙上擦擦手，站起来，“那个得手洗，回头我给你弄。”

“不急。”他说，却没走，就那么在门口站着。

我低头继续搓羽绒服，余光感觉他还杵在那儿。六年来我早摸透了他的习惯，没事从不往我跟前凑，吃饭都是各吃各的——我在厨房的小桌上吃，他在餐厅的大桌上吃。这会儿杵着不走，肯定是有话要说。

果然，他清了清嗓子：“陈姐，明天……”

“年夜饭的菜单我拟好了，”我打断他，“上午我去买条鲈鱼，你那冰箱里存的那些不够新鲜。再买点排骨，做个糖醋的，你上次说爱吃。”

他没吭声。

我扭头看他一眼。他垂着眼，脚尖在地砖上蹭了蹭，像个要开口借钱又张不开嘴的人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转身走了。

我把羽绒服从水里捞出来，拧了两把，又扔回去。水溅到袖子上，冰凉。

王国涛是个怪人。

这是我做这行六年来得出的结论。不是说他对人不好——他工资给得痛快，逢年过节还有红包，从不挑三拣四，我这六年就没听他抱怨过一句菜咸了淡了。但他就是怪。

我来他家第一年，就发现他冰箱里存着两盒过期的速冻水饺。我问他扔不扔，他说：“扔了吧。”停了一下，又说，“那是她爱吃的牌子。”

她。

后来我慢慢拼凑出那个故事。王国涛二十六岁那年谈了个女朋友，谈了整整十年，三十六岁那年分了手。之后十五年，他没再恋爱，没结婚，一个人住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。

他父母走得早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。我来之前，他请的是钟点工，一周三次。后来那钟点工回老家带孙子去了，家政公司派了我。我第一天上门，他给我倒了杯水，说：“我这人没什么要求，就是安静。”

我这人也没什么要求，就是挣钱。

我男人死得早，儿子那会儿刚上初中，我把他扔给婆婆，进城当保姆。头几年换了好几家，有的嫌我做饭不好吃，有的嫌我收拾得不干净，还有的男主人半夜敲门。王国涛这样的，算是我碰上的最好的雇主。

他不敲门。他连我的房间都不进。

我的房间在他家北面，十二平米，有扇小窗，窗外是小区里的银杏树。秋天的时候，叶子黄澄澄的，风一吹就往我窗户上扑。我把那些叶子扫开，想着什么时候有空了，捡几片好看的夹在书里。

六年了，我一次也没捡过。

除夕那天我起得早。六点半出门，菜市场已经热闹起来。我挤在人群里挑鱼、挑肉、挑青菜，脑子里盘算着时间：回去先把排骨炖上，鱼要清蒸，再炒两个素菜，做个汤。王国涛不喝酒，饮料我买了瓶椰奶。

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小区，电梯里遇上住在楼下的老太太，也是一个人过年。她问我：“你还不回家啊？”

我说：“晚上回。”

她点点头：“不容易。”

电梯到了，我出去，门在后面关上。

王国涛站在家门口，手里拿着个红包。

“新年快乐。”他说。

我愣了一下，腾不出手接。他帮我把菜拎进屋，红包放在鞋柜上。

“太多了。”我拆开看了一眼，比他平时给的多一倍。

“一年到头，应该的。”他往厨房走，“我帮你择菜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，”我拦他，“你去看电视，我来弄。”

他没坚持，在厨房门口站了站，走了。

我系上围裙，开始忙活。剁排骨的时候，听见他在客厅里换台，换过来换过去，最后关了电视。安静了一会儿，又听见他站起来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

六年来我从没见他这样。平时周末，他能窝在书房一下午，就对着电脑，不知道看什么。我给他送茶，他头都不抬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午饭他没怎么吃。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，他说没有，就是早饭吃得晚。

下午三点，我炖上排骨，开始收拾行李。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就一个小包，装两件换洗衣服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那些光秃秃的银杏树，忽然有点不想回去。

不是不想见儿子。是想见又怕见。

他在县城读高中，住校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我婆婆带大的，跟我没那么亲。每次我回去，他叫一声妈，然后就低头玩手机。我想跟他说话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他想跟我说什么，大概也不知道。

我给他买了件新羽绒服，藏在包最底下。

年夜饭摆上桌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
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电视里放着春晚，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品演员正在抖包袱。王国涛坐在餐桌前，看着那桌菜，半晌没动筷子。

“不合胃口？”我从厨房探出头。按规矩，我做好饭就走，从来不上他家的餐桌。这会儿我正准备换衣服出门。

“陈姐，”他叫住我，“你……能不能坐下一起吃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六年来，头一回。

“这不合适。”我说。

“没什么不合适的。”他站起来，“今天过年，你就当……陪陪我。”

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。他站在餐桌那边，隔着几步远，灯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第一次发现他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纹，头发也白了不少，两鬓全是灰的。

我在他家干了六年。六年，我的儿子从初中生变成了高中生，我的婆婆从能下地走到走路要人扶，我从三十六岁变成四十二岁。

而他，从四十五岁变成五十一岁。

一个人，六年。

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。

他给我倒了杯椰奶，给自己倒了杯白的。

“陈姐，”他举杯，“谢谢你，这六年。”

“你付了工资的。”我说。

他笑了一下，把酒喝了。

我们就这样坐着，吃着菜，听着外面的鞭炮声。电视里在唱歌，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，唱得挺卖力。王国涛没怎么吃，只是时不时看我一眼，像是有话要说，又像是在犹豫什么。

快十二点的时候，他开始喝酒。一杯接一杯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闷着头喝。我劝他少喝点，他摆摆手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
“陈姐，”他突然开口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一个人吗？”

我停下筷子。

“二十六岁那年，我认识一个姑娘。”他盯着杯子里的酒，“谈了十年。”

“你提过。”我说。

“我提过？”他愣了一下，“是，可能提过。”

他又喝了一口。

“我们谈婚论嫁，她家要十万彩礼，我拿不出来。我爸妈走得早，攒的钱都付首付了，就是这套房子。我跟她说，再等等，等我升职。她说好，等。”

窗外烟花炸开，红的绿的紫的，把窗户照得一亮一亮的。

“等了十年。我升职了，工资也涨了。十万块钱早就不算什么了。可她不提了。我提，她就说，再等等。我也不知道等什么。”

他的声音低下去。

“后来她走了。走之前说，等得太久，不想等了。”

我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十五年了。”他抬起头，“我不知道怎么就过了十五年。”

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，王国涛站起来，从柜子里拿出个东西。

是一张照片。装裱在镜框里，有些年头了。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，扎着马尾，笑得露出牙齿，背景是某个公园，有花有草，阳光很好。

“我前几天翻出来的。”他把照片递给我，“收拾柜子，翻出来的。”

我看着照片上那个女人。不算特别漂亮，但是笑得很好看，看着就让人觉得暖和。

“她后来结婚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结了。”他把照片拿回去，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，没救过来。”

我心里一颤。

“我去看过她一次。她男人抱着孩子，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哭得不成样子。”他把照片扣在桌上，“我没敢进去，就在门口站了站，走了。”

外面有人在放烟花，声音很大，震得窗户嗡嗡响。

“陈姐，”他忽然抬头看我，“我这些年，老是做梦。梦见她站在门口，拎着她爱吃的那个牌子的速冻水饺。我问她怎么才回来，她说不就是出去买了趟东西吗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那笑容比哭还难看。

“醒来我就想，我是不是一直在等她？”

我攥紧了手里的筷子。

“等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等一个人，等我老了以后，能跟我一块儿待着的人。”

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酒意，也有别的什么。

“咱俩不要孩子，等老了以后，你能和我度过晚年吗？”

我傻眼了。

窗外的烟花还在放，电视里的主持人正在倒数，零点到了，新的一年来了。我坐在这张我擦了六年的餐桌前，看着对面这个我伺候了六年的男人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他看着我，等着。

我说不出话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上回县城的火车的。

凌晨两点，没有高铁，只有绿皮车，慢悠悠地晃。车厢里没几个人，都睡着了。我靠窗坐着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田野，偶尔闪过一两盏灯。

他说的话还在脑子里转。

老了以后。度过晚年。

我四十二岁。他五十一岁。

我儿子还在读高中。他一个人过了十五年。

我们之间差着六年的雇佣关系，差着每月按时发的工资，差着这顿饭和那顿饭之间的界限。
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个的。是在某个我给他端茶的下午？是在某个我擦地板的清晨？还是在他翻出那张照片的深夜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，我问不出那个问题：你是认真的，还是只是喝多了？

我怕他回答。怕他回答是，也怕他回答不是。

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前开，我把头靠在窗户上，玻璃很凉，凉得我太阳穴发疼。

到家的时候天快亮了。婆婆已经起了，在灶台前煮粥。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：“这么早？”

“赶的夜车。”我把包放下，“小军呢？”

“还在睡。昨天打游戏打到半夜。”

我往儿子房间看了一眼，门关着。

“妈，”婆婆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，“你那个雇主，听说是个单身？”

我动作顿了一下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她往灶里添了把柴，“就是想着，要是有合适的，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了。小军大了，不用你操心了。”

“我太操心了。”我说。

婆婆没再说话。

早饭的时候儿子出来了，叫了一声妈，坐下低头吃。我看着他，长高了，瘦了，下巴上冒出几根软软的胡茬。我把新羽绒服拿出来，他接过去，说：“谢谢妈。”然后又低头吃。

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王国涛的话：等一个人，等我老了以后，能跟我一块儿待着的人。

我在等谁？

或者说，谁在等我？

那三天我过得心不在焉。

跟儿子说话，说着说着就走神。婆婆问我什么，我要她问两遍才听见。晚上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一会儿是王国涛的脸，一会儿是那张照片上的女人，一会儿是我自己——四十二岁，在别人家擦了六年的地，炖了六年的排骨。

我是什么？

保姆。陈姐。我妈。

没有别的了。

初三下午，我接到王国涛的电话。

“陈姐，”他声音听起来很清醒，不像喝过酒，“你哪天回来？”

“明天。”我说。

“哦。”他沉默了一下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
挂了。

我把手机攥在手里，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。初春的风还凉，吹得枣树枝子晃来晃去。婆婆在屋里喊我吃饭，我应了一声，没动。

就这？我问自己。就这？

他那晚说的话，就当没说过？

我不知道是该松一口气，还是该堵得慌。

第二天回城，还是绿皮车，还是靠窗的座。我看着窗外发呆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想，什么都没想明白。

到站的时候天快黑了。我出站，在公交站等车，冷得直跺脚。

有人喊我：“陈姐。”

我抬头。

王国涛站在几米外，穿着那件我洗过的羽绒服，缩着脖子，像是等了很久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走过去。

“我怕你东西多。”他接过我的包，“走吧，车在那边。”

他跟在我旁边走，没再说话。我偷偷看了他一眼，他脸冻得有点红，鼻尖也是红的，不知道在风里站了多久。

上了车，暖风开得很大。我搓着手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你今天不上班？”

“请了假。”他说。

“请假来接我？”

他没吭声。

车开出去一段，停在一个红灯前。他忽然开口：“那晚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我攥紧了安全带。

“记得。”我说。

“我想了三天，”他看着前面的红灯，“我觉得我还是得问清楚。”

绿灯亮了。后面的车在按喇叭。他没动。

“你问我是不是认真的？”他扭头看我，“是。我是认真的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
那个晚上我没有回自己的房间。

不是去了他的房间。是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他坐在对面的单人椅上，中间隔着茶几，茶几上摆着两杯水。我们就这样坐着，从晚上八点坐到凌晨一点。

他把他这十五年的事讲给我听。

不是那个谈了十年的女朋友的事。是这十五年，他自己一个人，怎么过来的。

“刚开始那几年，我每天晚上都喝酒。喝醉了就睡，醒了就去上班。有一回喝多了，从床上摔下来，脑袋磕在床头柜上，流了一地的血。我躺在那儿，心想，死了也没人知道。”

“后来不喝了。开始健身，开始看书，开始找事干。我把家里所有的柜子都重新收拾了一遍，把墙重新刷了一遍，把地板重新铺了一遍。忙完那些，坐在屋里，看着哪哪都是新的，就我一个人是旧的。”

“有时候周末，我能一整天不说话。不是不想说，是没话可说。去超市买菜，跟收银员说谢谢，那是唯一一次开口。”

“有一年我感冒发烧，烧到三十九度多，起不来床。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放在床头，然后躺着，想着万一烧死了，得有人发现。我就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，按好120，手指头搁在拨号键上。就这么躺了两天。”

他看着我，眼眶有点红。

“陈姐，我不是非要找个人结婚。我就是不想再一个人了。”

我听着他说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闷得慌。

我想起我男人刚死那会儿，我也是这样。白天在别人家干活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什么都顾不上想。晚上回到自己家，黑漆漆的，冷锅冷灶，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。

那种滋味，我知道。

“那你……”我开口，声音有点涩，“你想过没有，我是你保姆。干了六年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我工资是每月你发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四十二了。我儿子还在读书。我婆婆还要我养。”

“我都知道。”

他往前探了探身子，手放在茶几上，离我的手很近，但没有碰。

“陈姐，我不是心血来潮。这六年，你在我家，我过的什么日子，我自己知道。以前我一个人，就是活着。现在我一个人，是觉得少了什么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少了你。”

我看着他的手。那双手我见过无数次，在饭桌上端碗，在沙发上看书，在门口换鞋。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，这双手会离我这么近，会说这样的话。

“我不是要你现在就回答。”他收回手，“我就是想让你知道。你想多久都行。”

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躺在小窗下面，看着窗外的银杏树。没有叶子，光秃秃的，在路灯底下投下黑黑的影子。

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把来他家这六年从头到尾想了一遍。

他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的？是那次我感冒，他给我煮了姜汤？是我儿子考砸了，他跟我要了电话打过去开导他？还是更早，早到我都没发现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，这六年，我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屋子里，睡得比在哪儿都踏实。

第二天开始，一切照旧。

他上班，我干活。我给他做饭，他吃。我打扫卫生，他坐在书房。有时候在客厅碰上了，我们点点头，各走各的。

但有什么不一样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他会从餐厅走到厨房，站在门口跟我说话。说今天公司的事，说他看的新闻，说他中午吃的什么。我就一边洗碗一边应着，偶尔扭头看他一眼。

周末的时候，他会问我，要不要出去走走。我说去哪儿，他说随便。我们就真的随便走走，在小区里转一圈，或者去附近的公园，沿着湖边走。他走得不快，我走得也不快，就那么并排着，有时候说话，有时候不说话。

有一回在公园里，碰上他公司的同事。那同事看看他，看看我，眼神有点复杂。他倒是大方，介绍我说：“这是陈娟，我朋友。”

朋友。

我站在旁边，手揣在兜里，心跳快了两拍。

回去的路上，他忽然说：“刚才那样说，可以吧？”

我低着头走，半天才说：“可以。”

他没有再说别的。

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。

三月底的一天，我儿子来了。

他站在小区门口，背着个书包，脸瘦了一圈。我吓了一跳，以为出什么事了。他说没什么事，就是想来看看我。

我把他带进屋，给他做饭。王国涛那天在上班，我发了个信息跟他说，我儿子来了。他回：好好招待，我晚点回。

儿子坐在我那小房间里，东看看西看看，忽然问：“妈，这个老板对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个好法？”

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着他。
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他低下头，抠着手指：“没什么，就是……奶奶说，这个老板一个人，让你考虑考虑自己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奶奶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她就是……怕你以后老了没人管。”他抬起头，“妈，我以后要考大学，要去外地，可能顾不上你。你要是……那个老板还行的话……”

他没说完，我打断了。

“你吃饭。”

那天晚上王国涛回来得早，拎着一兜水果。他跟我儿子聊了一会儿，问学习怎么样，考大学想考哪儿，以后想干什么。我儿子一开始有点拘谨，后来慢慢放开了，话多起来。

我在厨房做饭，听着他们说话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
吃完饭，王国涛说要去书房加班，让我和儿子聊。他走了之后，儿子看着我，说：“妈，我觉得他挺好。”

“什么挺好？”

“就是……挺好。”他挠挠头，“他对你是真心的吧？”

我没说话。

走的那天，我送儿子去车站。进站前，他忽然回头，叫了我一声：“妈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要是……那个什么……你不用管我。我已经大了。”

他转身走了，混进人群里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

我站在车站门口，站了很久。

那天晚上，我敲了王国涛书房的门。

他正在看书，抬起头，有点惊讶。

“陈姐？有事？”

我站在门口，攥着围裙边儿。

“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他放下书，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。

我们就这样站着，离得很近，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洗衣液的味道。是我买的那种，他说好闻，就一直用着。

“那件事，”我开口，声音有点抖，“我想好了。”

他看着我，没说话，等我往下说。

“我四十二了。”我说，“干保姆干了十几年。以前没想过别的，就想挣钱，供儿子读书，给自己攒点养老的钱。以后的事，不敢想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。

“但是你……你那晚说的话，我这一个多月一直在想。”

窗外有风吹过，银杏树刚冒出的嫩叶子沙沙响。

“我一个人惯了。”我说，“我男人死得早，这些年都是一个人。我不知道两个人是什么样，不知道我能不能习惯，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后悔。”

“不会。”他打断我。

“你先听我说完。”我看着他，“我不知道的事很多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六年，我在你家，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外人。”

他愣住了。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说：“你不是想找个人结婚吗？我不是非要结婚。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先试试。试试在一块儿待着，试试两个人过日子。要是试得好，就继续。要是不好……”

“不会不好。”他又打断我。

他往前一步，抬手，轻轻放在我肩膀上。

“陈娟，”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，“我等了十五年，才等到一个能让我开口的人。你说会不好吗？”

我看着他，忽然发现他眼睛里亮晶晶的。

我的手抬起来，放在他手背上。他的手指动了动，反过来握住我的手。

“那试试？”我说。

他点头，把我拉进怀里。

我靠在他肩膀上，闻着他身上洗衣液的味道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“对了，”我闷在他怀里说，“我儿子说他对你印象挺好。”

他笑起来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
“那我得请他吃饭。”

十二

现在是我在王国涛家做保姆的第七个年头。

不对，现在不该叫王国涛家了。该叫我们家。

我们没领证。他说领不领都行，随我。我想了想，说再等等，等我儿子考上大学再说。他说行，那就等。

但我搬到了他那间卧室里。原来那间十二平米的小屋，现在放着我的一些东西，有时候累了，我还去躺一躺。窗外那几棵银杏树，今年秋天我捡了叶子，夹在书里。

他让我别干了，说请个人来打扫，请个人来做饭。我说不行，干惯了，闲下来难受。他说那你别那么累，差不多就行。

我说行。

他现在回家早了。下班就往厨房跑，说要帮忙。其实帮不了什么，就是站在那儿，跟我说说话。我把菜下锅，他在旁边讲今天公司的事。我把汤盛出来，他在旁边问明天想吃什么。

有时候我嫌他碍事，把他轰出去。他也不恼，就在客厅坐着，等我做好了出去叫他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坐一块儿了。他坐他原来的位子，我坐他旁边。他给我夹菜，说这个好吃，那个也是按我口味做的。我说你管好你自己，我自己会吃。

他就笑。

周末我们还是去公园，沿着湖走。有时候碰上他同事，他介绍我，还是说“这是陈娟，我朋友”。但那个词，听着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
有一回我们在湖边坐着，太阳落下去，把水面染成金红色。他忽然说：“陈娟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以前一个人来这儿，坐在这儿，看太阳落下去。看完就走。现在跟你一块儿来，太阳落下去的时候，我不想走。”

我看着他的侧脸，那上面的纹好像浅了一些，头发好像也黑了点——他偷偷去染了，以为我不知道。

“那就不走。”我说。

他扭头看我，笑了一下，握住我的手。

今年过年，我们一块儿回了我老家。

婆婆在灶台前忙活，他在旁边帮忙烧火。儿子回来了，又长高了一点，跟他聊大学的事，聊他想考的那个专业。两个人说得热闹，我插不上嘴，就在旁边看着。

吃饭的时候，婆婆忽然说：“你们俩的事，什么时候办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看王国涛。

他笑笑，说：“听陈娟的。”

婆婆瞪我一眼：“你还等什么？”

我不知道等什么。可能什么都不等。可能就是习惯了等等，等了六年，等出一个答案来。

晚上，我和王国涛站在院子里。枣树还是那棵枣树，光秃秃的，但能看出来，快要发芽了。

他问我：“冷不冷？”

我说：“有点。”

他把我揽过去，用他的羽绒服裹着我。我们就那么站着，看天。天上有星星，挺多的，一闪一闪。

“陈娟，”他忽然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
“谢什么？”

“谢你那天说，试试。”

我没说话，靠在他身上，看着那些星星。

远处有人在放烟花，砰的一声，在空中炸开。红的绿的紫的，落下来，没了。

我忽然想起去年除夕，他问我那句话的时候，窗外也在放烟花。

那个时候我傻眼了。

现在我靠在他怀里，觉得挺好。

“王国涛。”我叫他。

“嗯？”

“明年除夕，我还给你做饭。”

他低头看我，笑了一下，把我搂紧了些。

“后年也是。”他说。

烟花还在放，一声接一声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忽然想，要是我三十六岁那年，来他家第一天，就知道会有今天，我会怎么想？

大概会觉得，这个人在说梦话。

可是，梦话有时候，也会变成真的。